投资与融资，虽是一字之差，但对股市运行的影响却有很大不同。是投资第一，还是融资第一？这个看似很基本的问题，其实与本轮行情被过度操弄，从而大起大落有直接关系。

    何以见得？先来看融资第一，是个什么结果。

    沪深股市从开设之初直到现在，为上市公司融资一直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，除了个别公
司实在不象话，很少有人质疑公司的融资行为。从最初的“老八股”实验性融资，到后来为部分缺钱国企脱贫解困，直到去年一系列特大型国企上市，企业到公共市场上廉价融资不仅很少受到质疑，而且时常被过度礼遇。

    比如，我们由近及远地看，这两年，包括银行、保险、房地产，以及能源、机械、工程等，有多少超级大蓝筹到股市中募集了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巨额资金，又有多少大蓝筹以惊人的市盈率急速上市？

    在此过程中，除了一些早在一、二级市场之前就已介入的大机构或利益集团外，又有多少社会公众投资人不是被作为出货对象介入股市的？大蓝筹的融资行为，特别是以高市盈率上市的行为合适吗？

    再来看股改问题，之所以有这个问题，正是由于一些上市公司的不规范融资造成的。在沪深股市草创之初，以及为部分国企融资解困的时段，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的种种畸形设计，虽有体制机制等历史原因，但主要也是为了低成本融资、解决企业的资金困难，很少有对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合理回报安排。

    股市把公司融资放在第一位，其不良后果有四：

    一是股东利益结构失衡，股东诉求不一致。大股东以及与大股东利益攸关的大机构，与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利益诉求不一致，甚至把公众股东当作猎物，这是市场诸多问题的根源。

   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畸形，股市成了投机家的乐园。从公司年报等记录看，通过上市实现财富暴增，是个别大股东实现暴富的最佳途径。而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，则是大多数社会公众投资人的资产，被转移到少数人掌控的公司乃至少数人手中。

    三是股市功能扭曲，非理性震荡加剧。由于社会公众投资人只能在二级市场博傻，因此要么在高位被忽悠入市，要么在低位被挤压割肉。股市的投资功能扭曲，市场的非理性震荡加剧，自然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宿命。

    四是市场效率降低，社会成本巨大。由于市场时常处于非理性状态，而成千上万个投资人的投资得不到合理回报，因此造成的投资伤害包括心理伤害很大。而这一切不是没有成本的，这就是社会成本。从资金成本，到心理成本，直至舆论成本，都是高昂的。

    显然，把企业融资放在股市的第一位是不合适的。尽管股市有融资功能，但股市主要是公共投资场所。它的第一性是社会性、公共性。正是由于它有社会性与公共性，才使上市公司能够享受低廉、充沛的社会资源。

    而正是由于作为公众公司的上市公司对公共资源的特殊享用，也需要它给予社会投资人以合理回报。尤其当上市公司作为超出社会平均利润的创造者时，它对公众投资者的回报，应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回报率。

    然而，现实又怎样呢？有几家公司对公众投资人的红利回报，尤其是实实在在的现金红利回报，是可预期、可持续与合适的呢？而公众投资人得不到正常回报，又怎能不在二级市场上做消耗性的短线投机呢？而这种所谓的波段操作引发的股市大起大落，正与投融资关系的颠倒错位有很大关系。

    由此来看，摆正股市的投、融资关系，将社会公众投资人的特性放在第一位，是正本清源、减少股市非理性波动的重要课题之一。而要将投资放在第一位，将股市的本性回归到自然状态，需摆正以下几大关系。

    一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关系。公司融资首先要把对投资者，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放在第一位加以考虑。不能给投资者合理、可预期、可持续的回报，就没有必要融资。

    二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市场稳定运行的关系。如果公司融资导致市场供求过度失衡、影响市场正常运行，损害大多数投资人利益，就应该考虑选择其它方式或时点进行作业。

    三是公司融资行为与市场评价体系的建设关系。长期以来，由于投、融资关系错位，使这个市场找不到正常的评价方式与标准。如果能用对包括社会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投资回报率来衡量，比如除市盈率之外，引入红利率标准，也许能吸引以股息回报为目标的长线投资者。

    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，该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了。惟有摆正其公共投资的位置，才有可能避免非理性的暴涨暴跌。(亚夫)